重寫中國兒童文學史，并非沒有先行的探索者，已故學者、我的恩師劉緒源先生的《中國兒童文學史略》就是一部可讀性極強、充滿真知灼見的著作。筆者受教十年，獲益良多。這部堪稱突出的一家之言的中國兒童文學史，對文本的精辟解讀是其最大長處，但兒童文學史實則不夠豐富，從中難以見出中國兒童文學史的基本經脈，且這部著作并未寫完。受恩師劉緒源先生的啟發(fā)，我不揣淺陋，斗膽“重寫中國兒童文學史”。這算是近緣。

其實，為何重寫中國兒童文學史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如何重寫中國兒童文學史。要說如何重寫，先說重寫的立場在哪里，這將直接決定了重寫話語的姿態(tài)。我是站在個人立場，站在兒童文學本身的層面來重寫中國兒童文學史的。我長期從事梅光迪與學衡派的研究，他們信奉的新人文主義學說和文化保守主義的姿態(tài)，對我產生了極大的影響，讓我明白對歷史的言說，完全可以采用個人化的立場，這種方式可能更可以揭示歷史的真相，而在未來產生影響。例如，梅光迪在他的中國第一部《文學概論》中宣稱文學是“非進化”的觀念，就給了我一個全新的視角。關于梅光迪與胡適之間的“胡梅之爭”，在不同的史家那里也有不同的描述。個人化的真實表達，無論偏頗與否，都顯得彌足珍貴。“不以成敗論英雄”，歷史研究沒有勢利眼，站在個人立場言說歷史，是我一直主張的，它們也誘發(fā)了我研究現(xiàn)代文學史的沖動。二十年來，我長期研究廢名、梅光迪、喻血輪、許君遠、朱英誕等人，他們原本在現(xiàn)代文學史上若隱若現(xiàn)，最后終被拭去歷史的塵埃，大放異彩。這些應該都屬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“重寫現(xiàn)代文學史”工作的一部分。這些努力，算是為我重寫中國兒童文學史提前做了一番學術訓練，這個經歷也讓我深深明白史料挖掘的重要性。

采用史料來言說歷史，這只是一種呈現(xiàn)方式，不能稱作歷史觀。史料本身就是證據(jù)，由它來敘述真相，比用自己的話來論述更有力。這是我治文學史的一點兒心得。當我于2008年進入兒童文學出版領域后，我秉持打造“人文童書”的出版理念，有意將兒童文學出版工作與文學史的重寫相互結合起來。以《中國兒童文學經典懷舊系列》為例，我在編后記中寫道：“……深入突出兩點：一是以兒童文學作品為主，二是深入挖掘現(xiàn)有中國兒童文學史沒有提及或提到不多，但比較重要的兒童文學作品。所以這套‘大家小書’，頗有一些《中國現(xiàn)代兒童文學史參考資料叢書》的味道。”這套書體現(xiàn)了我在鉤沉輯佚和版本選擇方面的努力。其中，我下力最大的是推出了豐子愷、林海音、老舍、凌叔華、謝六逸、廢名、鄭振鐸、呂伯攸、俞平伯、黎錦暉、蘇蘇、范泉、一葉（葉剛）等作家。他們現(xiàn)在大都也成了我重寫中國兒童文學史著重需要展現(xiàn)的作家。

在注重兒童文學史料的挖掘之外，我還尤其注重兒童觀、兒童文學觀、兒童文學教育觀的一以貫之。換言之，重寫中國兒童文學史，不只是挖掘作家作品，還原歷史原貌，還要賦予文學史以無形的精神風骨。在十多年編選、出版兒童文學作品的生涯中，我的兒童文學觀也更加成熟，并經歷了從堅持兒童本位論，到在此基礎上提出了“泛兒童文學論”的發(fā)展過程。在“編學相長”的過程中，無論是對兒童文學史上作品的挖掘，還是對兒童文學理論文獻的整理，都進行了比較充分、系統(tǒng)的爬梳，讓我對中國兒童文學形成了一個整體觀。兒童本位論讓我擁有了重要的文本評價標準，泛兒童文學論則讓我能夠包容和理解更多作家作品。這兩種略有差異的兒童文學觀，后者以前者為基礎、依托，共同形成了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——審美的與歷史的原則相結合，二者不可偏廢。既要突出文本的審美價值，又要兼顧和尊重客觀歷史，才能寫成一部立得住、信得過、經得起考驗的文學史著作。

兒童本位論的命運，是中國兒童文學命運的一面鏡子，也是評判中國兒童文學的一個重要標準。中國兒童文學史的無數(shù)事實證明，堅持和弘揚兒童本位論的時代，兒童文學就容易出現(xiàn)佳作。而批判、背棄兒童本位論的時代，兒童文學就佳作寥寥。疏離、背棄兒童本位論，就不容易產生健康的兒童文學思潮，更不利于建立多樣化的兒童文學范式，兒童文學就有可能“歉收”。可以說，兒童本位論是我重寫中國兒童文學史的一大核心思想。

此外，我還從將中國兒童文學史與現(xiàn)代文學史、當代文學史相結合的角度，進行打通式探索，這在過去是從未有過的。兒童文學有自己的特殊性和獨立性，但它畢竟是現(xiàn)代文學和當代文學的一部分，適當結合起來，在現(xiàn)代文學和當代文學的背景和視野下，觀照中國兒童文學的發(fā)展，應當是非常有必要的。比如，現(xiàn)代文學何以是“現(xiàn)代文學”和“新文學”，這不僅僅因為它是“人的文學”“平民的文學”“革命的文學”，更因為它出現(xiàn)了“兒童的文學”，這是古代所沒有的新的文學。兒童文學的誕生，豐富和深化了“新文學”的深刻內涵。

在重寫中國兒童文學史時，我還緊緊抓住兒童文學的內在矛盾：兒童性與文學性的矛盾。可以說，對這一矛盾的觀察，貫穿在整個重寫脈絡中。比如，茅盾、鄭振鐸為何沒有走上藝術的兒童文學創(chuàng)作之路？又如，沈從文、巴金、老舍三大文豪為何在兒童文學門檻前敗下陣來，而不得入其門？

這些只是我重寫中國兒童文學史的一些粗淺感受和想法，所做的也只是初步的探索和嘗試，肯定有很多不足和有待完善之處，希望更多關心中國兒童文學史的讀者批評指正。

（作者系兒童文學研究者）

《中國教育報》2022年09月14日第9版